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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党务不振之因欲效法俄人以党治国
对广州中国国民党党务讨论会代表的演说①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六日)
自民国成立以前，本党时有进步，民国成立以后反日见退步，此无可讳言。本党自来于军事上罕获胜利，然前此每经一次失败，即精神上多一次胜利。征诸事实，第一次在广州举义失败，遍受亲朋唾骂，咸诋为大逆不道。第二次在惠州失败，则已变唾骂为怜惜。及第三次以后，如黄冈、钦廉、河口、镇南关诸役，居然有人筹助军饷，是为逐次进步之征。然屡次革命均遭失败，至武汉举义各省响应，无意中反得成功。因及期事泄，党人多被捕杀，干部人物逃往上海，事将解散矣。工程营及炮兵营因催祸及，遂先发难，炮击督署，两湖总督瑞徵正潋刁及统制张彪先后逃遁。时干部尚在上海，乏人主持。黎先[元]洪见事急，匿屋中床下，党人搜索得之，以其协统也，劫之以兵，使权都督篆。无几何北兵南下，汉口、汉阳相继失陷，武昌岌岌，黎元洪几走者数矣。干部急往解围，一面出师攻克金陵。袁世凯派员议和，并盛倡君主立宪之说，以饵南军。余力持和议非是，无已，亦必使清廷退位，然后可以言和。此当日之实况也。
① 据孙中山指示，在国民党恳亲大会举行期间另组织党务讨论会，邀各省党员代表共同研究本党改进问题。是日午后，孙中山召集参加讨论会代表百余人，至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上敏土厂)右侧草坪开会，聆听他的训示。^
顾成功以后，本党势力未见增进，推思其故，殆有三端：
(一)党中缺乏组织。此盖由于当日革命党人多属留学生，自由平等之见深入脑中，以为党员当绝对自由，一切联络维系之法弃而不讲，其缺点即在于此。故其时多重用老官僚，以老官僚有经验，犹胜于革命党之无组织也。夫自由既属可贵，如空气然，不得则死。然中西历史不同。西国政府对于人民事事干涉，故西人重视自由，有“不自由毋宁死”之说，其历史之战争多自由之战争。若中国则不然。中国个人向极自由，以其得之极易，故不知宝贵，历史上为自由而战者，自秦末一役以后殆不数数觏。故吾国人之于自由正患其多，不患其少。何则?个人有自由，则团体无自由故也。吾人既为国民之一分子，又为本党之一党员，当牺牲个人之自由，以蕲国家之安全、党务之发展。吾国自推倒满清以来，国家尚不能独立，故华侨之旅居外国者多受外人压制，因国家不自由，而个人之自由亦不能保，其害不亦彰昭较著乎!吾居日京时尝倡此说，党员多不以为然，余屡加辨驳，犹不达斯旨。后群托日友宫崎寅藏质予，谓“先生既教人革命以求自由，今乃反对自由，不与革命之旨相刺谬乎?”予乃譬以慈善家向人捐募以益己私，是非慈善，乃劫掠耳。革命党只图一己之自由，而不顾公众之自由，其弊亦犹是也。众始相恍以解。是故自由一也，须随时制宜；随时制宜，行之始有利而无弊，不可一概论也。
(二)光复时有一种谬’说，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此说倡白热心赞助革命之官僚某君，而本党党员黄克强、宋渔父①、章太炎等咸起而和之，当时几视为天经地义。自改组国民党，本党完全变为政党，革命精神遂以消失。袁世凯并倡军人不入党之论，以防止革命，因得肆无忌惮，帝制自为，皆此说阶之厉也。试观俄国革命以来之历史如何，即可以证此说之全无价值矣。
(三)本党之基础未固。党之基础何在?在于军队。俄国革命党能以一百英里之地应十八面之敌，三数年间卒将内乱外患次第戡定者，因其军队全属党人故也。去年苏维埃政府为正本清源计，曾将淘汰一次，当时因假冒党员被革除军籍者三十万人，虽间有调查不实、革出后因而自杀者，亦可见俄政府办理此事之谨严矣。设无此庞大之党军，苏俄之势力必无今日之盛。故吾党宣传功夫，此后应亟从军队着手，庶可以立统一之基础，愿各同志注意此着。^
基上述三种原因，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故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首须立远大之眼光，不可斤斤于目前之小利。昔吾在欧时遇俄革命党某君，彼询吾中国革命期以若干年成功，吾答以三十年。吾意三十年之期已久，讵彼反讶其速。吾乃转以俄国革命之年期叩彼，某君曰：“自吾今日起无日无时不行革命，亦须期诸百年，然后可成。”吾乃大愧服，以其志趣之远大也。
盖革命为非常事业，苟获成功，其所贻留于后世者，远出钜万金钞之卜。常人只知积金钞以遗子孙，不知金钞之为物最不可靠，如吾粤之潘、卢、伍、叶②，家赀均千万以上，至今日其子孙尚有流为乞丐者。若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可使世世利食无穷，人人饮食居处均极丰赡，无贫困转徙之虑。同为子孙计，而有效、无效悬绝如此，吾人亦可知所别择矣。昔文王以百里王天下，即以其能施行仁政，使万民皆蒙乐利也。故吾国人追思往古，动称唐虞三代，其时确为太平盛世，人人安居乐业，为后世所不可企及。本党目的即在达到此种境地。总之为党员者，须一意办党，不可贪图做官，并当牺牲一己之自由，以谋公众之自由。现既觉悟前此种种之失，今后益当振刷精神，实行奋斗，一味向上发展，从此一步一步做去，前途实有无穷之希望也。
据《大元帅党务进行之训示》，连载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二、二十四日《广州民国日报》(三)
① 宋教仁，号渔父。
② 此指清代后期广东四大豪富家族，亦即十三行四大行商：同文行一同孚行(潘振承、子潘有度)、广利行(卢观恒、子卢棣荣)、怡和行(伍秉鉴、子伍崇嚯)、义成行(叶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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