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策——倡行钱币革命抗俄通电

题名：	救亡策——倡行钱币革命抗俄通电
撰写时间：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原载：	据《孙中山之救亡策》，连载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五至七日上海《天铎报》第二版
出处：	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1
全文：	救亡策倡行钱币革命抗俄通电①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三日)② 北京大总统③、国务院、参议院、各省都督、省议会、全国国民暨各报馆鉴：窃闻遇非常之变，当出非常之方以应之。今者俄人乘我建设未定，金融恐慌，而攫我蒙古。以常情论之，我万无能抵抗之理，在俄人固知之素而审之熟，故甘冒不韪而行之。我国人皆知蒙亡国亡，与其不抗俄屈辱而亡，孰若抗俄而为壮烈之亡，故举国一致，矢死非他也。以文观之，民气如此，实足救亡，惟必出非常之策，事乃有济。非常之策维何?请为我政府、国民言之：第一，行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之困难。今日我之不能言战者，无过于财政困难。自南北统一后则谋借外债，以救我金融之恐慌，然至今六国之借款无成，若一有战事则更复无望。然则就财政上言之，无论有战无战，财政问题之当解决，必不容缓也。文于谋革命时已注重于此，定为革命首要之图。乃至武昌起义，各省不约而同，寝而北军赞和，清帝退位，进行之顺适迥出意表，故所定方略百未施一。民国大定后财政虽困，以为皆可以习惯之常理常法以解决之，便不欲以非常之事而惊国人也。不图借债无成，而俄祸又起，存亡所关，不能不出非常之策以应之也。 ①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三日俄国与库伦分裂集团签订《俄蒙协约》，企图使外蒙占成为其保护国，消息传出后举国激愤。孙中山专就此事在上海发通电，提出对策。通电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北京国务院亦于十二月十日开会讨论。本文后屡被印成单行本，书名作《救亡策》或《钱币革命》。 ② 底本未说明时间，此据孙中山本月致梁士诒支电(即四日电)所言“昨电救亡策一道”确定。 ③ 即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钱币之革命者何?现在金融恐慌，常人皆以为我国今日必较昔日穷乏，其实不然。我之财力如故，出产有加，其所以成此贫困之象者，则钱币之不足也。钱币维何?不过交换之中，而货财之代表耳。此代表之物，在工商未发达之国多以金银为之，其在工商已发达之国，财货溢于金银千百万倍，则多以纸票代之矣。然则纸票者将必尽夺金银之用，而为未来之钱币，如金银之夺往昔之布帛刀贝之用而为钱币也。此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今欲以人事速其进行，是谓之革命，此钱币革命之理也。其法维何?即以国家法令所制定纸票为钱币，而悉贬金银为货物。国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纸币，严禁金银其现作钱币之兑，金银只准向纸币发行局兑换纸币，不准在市面流行。如此则纸币一出，必立得信用，畅行无阻，则财用可通矣。但纸币之行用，无论古今中外初出时甚形利便，久之则生无穷之流弊，必至归天然淘汰而后止。此其原因，则纸币之本质价廉而易制，不比金银之本质价昂而难得。故纸币之代表百货也，其代表之性质一失，则成为空头票，若仍流行于市面，则弊生矣。而金银之代表百货也，其代表之性质虽失，而本质尚有价值，仍可流行市面而无弊。此两物代表百货之功用同，而性质不同，故流行之结果有别。昔人多不知此理，故无从设法防其流弊。今我人既明此理，则防弊之法无难。其法当设两机关，一专司纸币之发行，一专司纸币之收毁。纸币之功用既为百货之代表，则发行之时，必得代表之货物或人民之担负，而纸币乃生效力。今如国家中央政府每年赋税应收三万万元，税务处既得预算之命令，即可如数发债券于纸币发行局，该局如数发给纸币，以应国家度支。至期，税务处当将所收三万万元租项之纸币，缴还纸币消毁局，取消债券。如是，发行局于得税务处之债券如数而发出纸币，此等纸币以有人民之担负，成为有效力之纸币，名之曰“生币”。及税务处于所收税项如数缴赎债券之纸币，为失效力之纸币，因代表赋税之功用已完，名之曰“死币”，故当毁之也。如收税之数溢于预算之数，则赢余之纸币效力尚在，可再流转市面无碍也。以上为国家赋税保证所发之纸币。至于供社会通融之纸币，则悉由发行局兑换而出。当纸币之存在发行局，为未生效力之币，必需以金银或货物或产业或人工兑换之，乃生效力。如是，纸币之流于市面，悉有代表他物之功用，货物愈多，则钱币因之而多，虽多亦无流弊。发行局发出纸币而得回代价之货物，其货物交入公仓，由公仓就地发售，或转运他方发售，其代价只收纸币，不得收金银。此种由公仓货物易回之纸币，因代表之货物去其效力，立成为死票，凡死票悉当缴交收毁局毁之。如此循环不息，则市面永无金融恐慌之患，而纸币亦永无流弊之忧，一转移间而全国财源可大活动，不必再借外债矣。如国家遇有非常之需，只由国民代表议决预算表，如数责成国民担任，或增加税额，或论口输捐。命令一出，钱币发行局便可如数发出纸币，以应国家之用，按期由税务局收回纸币，此款便可抵销。若论口捐输，每人二元，全国之数八万万元。若收金银则必无此数，若收纸票则必易行。因政府已将定额先期发出，行用市面，泉源已加多此数，人民或以工取或以货易，求之市面，必能左右逢源。非如金银之只有此数，一遇减少，必成恐慌，中国人或更埋之地中，外国人必然输之海外。如此则紧急正需金银之时，而金银因之愈乏，适成穷上加穷，而各国银业奸商遂从而垄断之。人民虽激于义愤欲报效国家，然如苦五金钱，爱莫能助，徒唤奈何耳。此吾中国现在之境况也。若行钱币革命，以纸钞代金银，则国家财政之困难可立抒，而社会之工商事业亦必一跃千丈。由此观之，纸币之行用有方、流弊不生既如彼，而利益之大又如此，况值非常之变，非先解决财政问题必不能言战。乃有血之士徒责政府之无能，而不为设身代想，殊不共谅当局人为难之甚也。当此强邻侵并、实行瓜分之秋，非徒大言壮语所能抵御，非有实力之对待不可。是宜政府与人民同心同德，协力进行钱币革命，以救今日之穷。在政府当速行立法：一、筹备设立铸币局，制出一元、十元、百元、千元四种之纸币；五毫、一毫之银币，伍仙、一仙之铜币以辅之。其本位可仿日本以金为定制，出若干之时便可发命令颁行，限期将市面现银之币收换，过期有仍用旧币者如数没收充公，并严罚其授受之人。二、筹备设立公仓工厂，以便人民以货换币或以工换币之地。三、筹备设立纸币收毁局。此各种机关立法必臻妥善，方可无弊。在人民当一面遍国设立救穷会，鼓吹其道，以助政府实行钱币革命。此事成功之后，金银既贬为货物，则金银之出口毫无影响于经济界。因我不以此物为钱币，纵全国五金银，我之经济事业亦能如常活动也。况我既行纸币，则财货必大流通，而工商必大发达，如是我出口之货必多于人口货，而外货不能相敌，必有输其金银珠宝以为抵者。金钱[银]一物我既不以为钱币，只有作为器皿或贮之外国，以供全国之借贷，而我为债主，以享其利子而已。此钱币革命之结果也。总之，一经此次革命之后，我之财政立可活动。第二，谋不败之战略以抗强邻，而保领土。语曰“能战而后能和”，惟我今日不能战，故俄敢公然侵我领土。若徒然与之办交涉，与之言仲裁，悉归无效。必也照第一策先行解决财政问题，然后乃能言战，而战必期于不败，乃能言和。不败之道若何?必备屡战屡败而气卒不挠，乃能求最终之一胜。语有之：“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俄有常兵百万，战时兵五百万；我现有练兵五十万，民兵无量数。就俄之现势而观，六个月之内必难出至五十万之兵，而我则于此期之内可出五十万于外蒙、北满，六个月之后又可加新练之兵五十万。然以此而敌俄，在第一年之战胜负未可知，惟第二年我当出兵二百万，意料中当可逐俄出满蒙之野，而复我黑龙江沿海州之侵地。然万一仍败，则第三年当出兵四百万，若犹不能得利，则第四年当出兵六百万，则未有不胜者也。在此期内俄必有财政之恐慌、革命之起义，与我以可乘之隙者甚多。若彼犹不屈服，则期第五年之大举，必出兵至八百万或至千万，必直抵莫斯科、圣彼得而后已。或疑此作战之计画为万不能行之事，不知此乃以常理而言耳，若出以非常之方，则未有不能行者也。近世战斗之力每以金钱为限，吾先既已行钱币革命，则不受金银正钱刁之限制矣。而以四万万人之人工物力，而供给千万①之兵五年之饷，实优优[绰绰]有余也。证之以南非杜、柯二国①，以四五十万人口之国，能出兵五六万以抗英，支持三年之久，而谓我不能出千万之兵，作五年之战，有是理乎?又证以太平天国之与满清战，为期至十五六年，而两方前后合计皆出兵千余万；五六十年前中国国内之战，已有三倍之长期，三倍之兵数，而当时人工物力尚能给之，无待取助于外债，而谓今日则不能乎?断无是理也。况今日乃举国一心，生死与共，大异于昔之人心，惟是自相残杀者。 ① 此处原作“数十万”，今据一九一二年二月七日上海《民立报》第六页所载《孙中山之救亡策》改为“千万”。^ 今日民国成立已一年，而列国互相阻难，无一国肯首先公[正]式承认。而蒙古一城[域]之独立，俄乃首先承认之，各国不以为难，此非故为瓜分之余地乎?以其俯首而听人之分割，何如发奋一战以胜强俄，而固我国基于万代之为愈也。况当此民气正盛，国体方新，战有必胜之道，不战为必亡之阶，孰利孰害不待智者之决也。纵以常理论之，今日战亦亡，不战亦亡，以其屈于霸道强权而亡，不如一殉人道公理而亡也。况一战不独不亡，而更可扬国光、卫人道、伸公理于世界也。望我政府、我国民当仁不让，毅然以非常之方应非常之变，先行钱币革命而后定作战之计画。民国幸甚!全球幸甚! 孙文叩据《孙中山之救亡策》，连载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五至七日上海《天铎报》第二版 ① 杜国为杜兰斯哇共和国(Republic of Transvaal)略称，今译德兰士瓦共和国，柯国指柯伦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今译奥兰治自由邦。一八九九至一九O二年的布尔战争后均被英国吞并，后成为其门治领“南非联邦”—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