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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4年（光绪十年）中秀才。1885年入广州学海堂,治训诂之学,渐有弃八股之志。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钦佩无已,遂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时值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群情激愤。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拒和、迁都、实行变法。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在鼓动舆论、宣传维新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他的许多论激昂慷慨，文笔流畅，笔锋常带感情，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培养维新人才。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离北京，东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随着形势的发展，其政治主张亦时有变化。从“保皇”到“新民”，从“开明专制”到拥护立宪，但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则始终未变。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此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逐渐取代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成为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撰写文章，介绍西方宪政，宣传立宪政体。1907年10月，与蒋智由等人在东京建立“政闻社”，并派人回国直接参加立宪活动。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梁启超的活动非但不为清朝统治者所容纳，反而遭到忌恨，政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为袁出谋划策，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但因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劝说无效，遂反对袁氏称帝,与之发生冲突。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袁氏意欲复辟帝制的行径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密谋，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先后担任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都参谋，军务院抚军兼政务委员等职，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逐渐成为北洋政府的实权人物，梁启超认为“护国”成功，遂主张解散军务院，依附段祺瑞。他拉笼一些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拥段有功,受到重用,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段祺瑞对内实行独裁，对外出卖主权，遭到全国民众反对，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并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工农运动的兴起，也使其深感不安。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早年曾热情参加文学改良活动，主张文学要能反映时代精神。1901～1902年，又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梁启超一生热衷于政治，但始终没有找到正确的政治道路。他一生又热衷于文化学术,在文化学术上的业绩,远远超过政治上的成就。特别是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重要著作和大量文章,其中不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1920年后,先后在清华学校、南开大学等校执教,并到各地讲学。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为培养人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成绩。1929年 1月19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五十七岁。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一百四十八卷，一千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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