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我在扬州参加鲁迅研究学术讨论的预备会议上，得知宋庆龄同志被推举为“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的主任，我心中立即激起一股喜悦的热流。她和鲁迅在“民权保障同盟”的共同战斗中结成的崇高友谊深埋在我的心中。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的那天，我赶到先生住宅时，宋庆龄同志已经在三楼，和冯雪峰、许广平、周建人商量治丧大事。雪峰凌晨五点钟就打电话通知她的。鲁迅先生的遗体在二楼，我们揩干眼泪在二楼照管着，接着大批的新闻记者来采访，亲友也陆续前来吊念，巴金、曹禺等都是第一次来他家里，我忙着接待。下午遗体移至万国殡仪馆，我们日夜在那里守灵。雪峰和地下党同志所处的地位，不能公开出面，一切重要的关键性事件，全仗宋庆龄主持和承担的。鲁迅的灵柩是她亲自去选办的，钱是她出的，万国公墓的葬地是她去选定的。从殡仪馆到万国公墓，送葬的队伍万余人，结成一支示威的群众的战斗队伍，她跟着送葬队伍步行，并在追悼会上讲了话，号召继承鲁迅的精神，继续战斗。安葬后，她跟着群众步行回去。从鲁迅逝世到安葬完毕，她始终和我们一起，担负着我们这些小人物无法担负的任务，我的感激之心正是由此而来的。后来我在被“四人帮”禁止发行的《宋庆龄选集》里才看到她在鲁迅先生病危时给他的信。
　　信的开头说，“方才得到消息”，这消息从何而来呢？其实鲁迅先生在当年5月15日就感到身体不适，曾去须藤医院看病，说是胃病。19日晚上，我送《译文》（鲁迅翻译的《死魂灵》稿费去，在北四川路海宁路口的广东饮食店里吃了一点便饭，买了两匣松江茶食，提着走进他二楼的书房兼卧室，他躺在窗前写字台旁边的藤椅上，一见我手里提着两匣点心，随口而出：“你送礼来了。”我很窘。我是一个很愚笨的人，鲁迅先生从来没有和我开过玩笑。
　　接着坐下来，随便谈笑，两匣茶点吃了大半，我一点没有感到他有病。他也没有说起那天下午又去须藤医院看过病，就从那天晚上起，他夜晚量体温是38度。从20日开始他就请须藤先生来诊，从25日须藤先生每天来注射。5月30日晚上，我又去了，建人先生也来，我们一起吃晚饭。没有想到这是在鲁迅先生的大病前和我们吃的最后一次晚餐。当时我年青无知，不懂得鲁迅先生的病情严重。许先生（广平）担忧，和雪峰、茅盾、史沫特莱商量，史沫特莱推荐请上海最好的两个治肺病的医生之一的美国邓医生来诊治，决定事前不告诉他。因为他的病一直是由须藤诊治的。须藤虽不是肺病专家，然后从习医的时间说，是鲁迅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但怕鲁迅不同意，因此是暗自协商定局的。于是约定在5月31日下午由史沫特莱引邓医生来诊，茅盾当翻译，雪峰也在场。史沫特莱和宋庆龄来往很密切，鲁迅病得很厉害的消息，正是史沫特莱转告也在病院中的宋庆龄的。
　　信中说的“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公民的！！为了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这不仅是就一般说的，在宋庆龄心中是有具有事例的。
　　1933年1月4日，鲁迅收到蔡元培的信，邀请他6月下午到中央研究院开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大年初一，鲁迅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其中有个特辑，叫“新年的梦”，有一百四十多人发表了“梦想”。鲁迅看到这些文章中，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党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鲁迅认为“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钻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鲁迅又知道“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说，梦着将来，而是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而这些革命的实践者必然遭到白色恐怖、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鲁迅身边的地下党员，就处在这境地中，人权、生命毫无保障，陈赓、罗登贤、廖承志等同志亟待营救，所以宋庆龄、蔡元培发起人权保障大同盟，鲁迅积极支持，参加一切活动。从1月6日开始，在1月份就去中央研究院六次，参加会议。在17日的第三次会议上，推选宋庆龄为人权保障大同盟的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鲁迅等为执行委员。鲁迅这样频繁的出去开会，怕是继1924年至1926年参加北京女师大风潮斗争的第一次。
　　宋庆龄在1977年8月2日写的《追忆鲁迅先生》中写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鲁迅、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以及如何营救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学生们，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这个同盟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1933年6月杨杏佛被暗杀后，同盟即停止活动。”这期间的活动，有四件事留给世人以深刻的影响。
　　一是鲁迅在宋庆龄家会见萧伯纳。2月17日蔡元培派汽车带信去，邀请鲁迅到宋庆龄家和英国文豪萧伯纳会见。鲁迅后来写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又和瞿秋白合作，以最快的速度，编译一本《萧伯纳在上海》，鲁迅写序，用乐雯署名，就在2月里交野草书店出版。
　　二是宋庆龄、鲁迅等不仅反对国内法西斯迫害，也反对国际上的法西斯迫害。5月13日上午鲁迅到中央研究院，和宋庆龄、杨杏佛等联名抗议德国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暴行，并且一同去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向德国领事馆抗议书》，这《抗议书》发表在5月14日的《申报》上。鲁迅在6月26日、28日写了两篇痛斥国内外法西斯的文章《华德保粹优劣论》和《华德禁书异同论》，署名孺牛，发表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
　　三是民权保障同盟开除胡适盟籍，鲁迅著文《光明听到……》加以痛斥，胡适原是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主任，他受“民权保障同盟”的委托了解北平监狱的政治犯情况。他向中外各报发表谈话，却违反保障民权的根本原则，主张保“政府权”，他说据他仔细调查所得的情况，无法得出曾经使用过这些酷刑的丝毫证据。他反对释放政治犯，并对民权保障同盟作毫无根据的攻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于3月3日开会，决定开除胡适之盟籍。宋庆龄在会上重申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并尖锐地斥责了胡适。胡适身为同盟的盟员，又是北平分会主任，竟进行反对同盟的活动，他这种行动是反动的和不老实的。胡适是同意了同盟所发表的基本原则才加入同盟的，但当当局公开反对本同盟时，他害怕起来了，并且开始为他的怯懦寻找借口和辩解。
　　鲁迅在3月1日给北平静农信，说“闻胡博士有攻击民权同盟之文章，在北平报上发表，兄能觅以见寄否？”
　　那时瞿秋白夫妇正在鲁迅家里，他先找到2月21日发表胡适博士谈话的英文《字林西报》，在3月5日写了《王道诗话》，经鲁迅阅后增加一二字，于3月6日发表于《自由谈》，署鲁迅用的笔名“干”。
　　鲁迅在3月11日得台静农复信，附有《晨报》一张。鲁迅就在3月15日写了《光明所到……》一文。
　　鲁迅和瞿秋白的两篇短文，深刻而幽默地反戈一击，把堂堂胡适博士的可耻嘴脸，完全揭露在广大群众之前，有力地配合了宋庆龄在组织上宣布他的违反同盟的丑行和开除盟籍的决议。
　　四月1933年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铨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宋庆龄立即为此事发表声明，说：“这批人和他们所雇佣的凶手以为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
　　杨铨20日入殓，许寿裳同鲁迅冒着生命的危险同往万国殡仪馆送杨杏佛殓，鲁迅又曾写诗悼念杨铨。
　　宋庆龄正是从这些共同斗争中的关键时刻，深刻感到鲁迅的生命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所以她这封促鲁迅先生就医的信，信首用的称呼，“周同志”。
　　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斗争，她在重病中深情地要求我们说：“叫我‘庆龄同志’”，其实广大的革命群众早在心中称呼她为同志了。现在我们更要同声哀悼敬爱的宋庆龄同志。 

（原载1981年6月3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