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仑
在我的案头，摆着一本宋庆龄同志的文集：《为新中国奋斗》。这本书由周恩来总理题写书名，有宋庆龄同志亲笔签名，是1952年国庆节前夕出版后，宋庆龄同志赠送给我的，是我多年来很珍爱的一本书。经过十年浩劫，仍然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为新中国奋斗”——这就是宋庆龄同志毕生致力的高度目标，也是她革命生涯的最好概括。
第一次见到宋庆龄同志，还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是1923年，我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由于北洋政府委派他们的小爪牙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激起了爱国学生的公愤，认为这种不学无术的人也来长教育，实际上是摧残教育，侮辱教育界，便推选黄日葵、李国暄、屠安和我四人南下，去寻求上海各界的支援。其中黄日葵、李国暄是共产党员，屠安是工业大学的学生，我是一个向往革命而又不知道如何“革”法的热血青年。我们来到上海，接触了学生联合会、各马路联合会、总商会等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特别使我们振奋的，是会见了慕名已久的革命伟人孙中山先生。
当时，孙中山先生因辛亥革命后，军阀连年混战，革命遭到失败，正隐退沪滨，总结革命经验，探求新的革命道路。我们来到莫利爱路孙中山先生私邸，见到了孙先生，宋庆龄同志也在场。孙先生坐在他办公卓前的大靠椅上，听取了我们汇报北京学生的情况后，指示我们：彭允彝的问题，不只是教育界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光反对彭允彝一人很不够，要反对他的主子曹锟、吴佩孚，还要反对曹、吴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列强。你们的斗争，也不是北京一个地方的事，而是全国人民的斗争。孙先生一席话，打开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眼前豁然开朗。
当时，宋庆龄同志不是以大人物的夫人的面貌出现，她在一旁娴静地谛听着孙先生同我们的谈话，然后熟练地用打字机打下来。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第一次见到有这样不平凡的女性，真不愧为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侣，使我们肃然起敬。
过了几天，我又一次会见中山先生，他对我说，要革命，要救国，就要相信我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就要参加一个革命党，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他听说我还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便介绍我到环龙路44号国民党机关，履行了参加国民党的手续，之后就奉命回北京，在北京学生中联络革命同志，进行革命工作。这对我一生所走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第二次会见宋庆龄同志，是在1925年孙中山先生为南北统一问题带病北上，到北京后住在铁狮子胡同五号，我经常出入其门下。不久，孙先生一病不起，不幸逝世。北京各界人民不顾北洋军阀的种种压制，举行了隆重的治丧活动，这是对反革命势力的一次大示威，也是革命力量的一次总检阅。中山先生的遗体停在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内，任人瞻仰。自封为执政的段祺瑞借口腿病不来，派他的国务总理代表行礼，他慑于群众的浩大声势，草草行礼后就溜走了。
中山先生的灵柩决定暂厝香山碧云寺石室，以待全国统一、陵寝落成后国葬。那时交通不便，我带着两个年幼的妹妹王素、王枫，头一天就从西直门出城，先到香山宋氏别墅歇足，陈毅同志和中法大学的一部分同学也都在那里，第二天一早赶往碧云寺迎灵。丧礼过程中，不止一次地见到宋庆龄同志，她穿着一身黑色的丧服，脸上流露出无限悲痛而又坚定沉毅的神色，她使我们确信：孙先生虽然死了，还有孙夫人在，还有忠实于中山遗教的革命党人在，中山先生的旗帜不会倒下，中国的革命不会中断。
在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指引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胜利地进行了北伐。但当北伐军打到长江以后，又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再一次被拖进了绝境。在1927－1937年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中，我在南京国民党内部搞反蒋活动，同宋庆龄同志不在一起，但她在国外和上海所发表的言论，所进行的工作，有如穿透阴霾的霞光，给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鼓舞和希望，我对她的高风亮节、道德文章，是非常之景仰和钦佩的。
1937年，芦沟桥事件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开始了。但在统一战线内部，始终存在着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两条路线，存在着抗战与投降、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复杂的斗争，而宋庆龄同志，始终旗帜鲜明地站在进步力量一边。后来，宋庆龄同志因为不满蒋介石在大后方的种种倒行逆施，一度移居香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从香港回到陪都重庆。当时正是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雾重庆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政治气压，宋庆龄同志到来的消息不胫而走，各阶层的人民都非常振奋。蒋介石虽然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尊之为“国父”，但对孙夫人宋庆龄同志却非常冷淡，就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正直的人认为这很不象话。有人找了国民党元老之一覃振，覃振又找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这才在国府礼堂开了一个茶话会，表示欢迎之意。那天到会的国民党中委有一、二百人，象于右任、李烈钧、居正、张继、戴传贤这些国民党元老都来了，我也以中委的身份参加，而蒋介石就是避不露面。这次茶会本来没有安排宋庆龄同志讲话，不让人民听到宋庆龄同志的声音。覃振代表了大部分与会者的心意，他一面哭一面说：“我们欢迎孙夫人给我们讲话，孙夫人是最民主的，是我们最敬佩的人！”宋庆龄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站立起来，大义凛然，侃侃而谈。她说，抗战军兴已经五年，必须坚持到底，收复一切失地，方能对得起流血流汗的前方将士和广大人民。她还说，要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民主，发扬民气，搞专制，搞个人独裁，是一定要打败仗的。最后她还说，各党各派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万不可兄弟阋墙，手足相残。她指责国民党违反了中山先生的遗教，有人名为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实质是中山先生的叛徒，当她说到激动处，也禁不住落了泪。她这一番义正词严的讲话，使一些天良未泯的国民党元老无不动容，也使那些躲在会场一角的顽固分子如陈果夫、陈立夫之流狼狈失色。这是何等地爱憎分明、泾渭分明呵！
正如孙中山先生说过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总是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八年抗战之后进行了三年解放战争，解放大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埋葬了蒋家王朝，赢来了新中国的黎明。1949年，宋庆龄同志来到解放了的古都北平，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的盛大欢迎。我也从国外归来，出席了新政协的首届全体会议，我们又见了面。就在这次会议上，宋庆龄同志光荣地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在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天安门广场，人群似海，歌声如潮，红旗如林。在天安门广场的正前方，矗立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庆龄同志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同志、朱德总司令并排站在一起，我站在周恩来总理的身后。总理对我说：“昆仑，你还记得吗？五四运动时，学生在这里挨打；三十年后，人民做了主人，我们上了主席台，这可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是的，历史无情，事情正是这样。
54门礼炮，齐鸣28响。在雄状的《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声中，毛泽东亲自把第一面五星红旗升了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在这历史的时刻，我看到宋庆龄同志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宋庆龄同志，这时您在想些什么呢？我想，您一定想的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愿实现了！您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实现了！近百年来，特别是共产党成立后二十八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实现了！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宋庆龄同志耗费了全部心血，奋斗了终生，真是数十年如一日。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人大常委会体现全国人民的愿望，授予您以国家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可说是众望所归，您当之无愧。
天丧斯人，哲人其萎。现在，您在亿万人民焦灼的期待、衷心的祝愿中，终于撤手离开了时刻在念的祖国，离开了血肉相连的人民。宋庆龄同志，您离开了我们吗？没有！永远没有！您的品格，如同白玉那样无暇。您的操守，如同松柏那样坚贞。您的丰采，如同和风霁月那样可敬又可亲。您的光辉业绩，永存于我们共和国的史册之中。您留下的精神财富，将是我国人民和青年一代取之不尽的宝藏。宋庆龄同志，全中国人民永远怀念您！全世界一切崇尚正义的人民也将永远忘不了您！
（原载1981年6月3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