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是一位举世景仰具有独特风格的革命者，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国家领导人。她坚定不移地为着中国之自由平等与人类之和平进步而战斗终生。她是我在民主革命中最尊敬的领导人之一。
我最初见到她是在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学典礼那一天。当时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党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并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从此中国革命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潮。为了使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并取得新的胜利，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创议、推动下，在国民党左派领导人的协助下创办黄埔军校，训练革命武装，培养革命干部。黄埔军校开学那天，中山先生亲来参加盛典，庆龄同志紧紧相随，和大家见面。全校师生对中山先生无限景仰。庆龄同志当时很年轻，态度慈祥，仪表端庄，令人肃然起敬。大家都知道她不仅是中山先生的爱侣，而且担负着机要秘书工作，为中山先生整理文件、函电，提供资料，一方面深受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影响，另方面又帮助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发展，对改组国民党，制订三大政策，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都起到了积极的辅助作用，是一位得力助手。这些事离现在虽已近六十年了，但印象深刻，令人难忘。
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庆龄同志恪遵遗教，忠诚于革命三民主义，始终坚持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并且和国民党右派的破坏活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体现了革命的坚定性和高度的原则性。我还清楚地记得，1926年冬，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地进军武汉，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国民革命功败垂成，庆龄同志和何香凝、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领导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叛卖行径，并仍希望国共合作，维持武汉中央的领导局面，将国民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可是在武汉的汪精卫等人的反动面目逐渐暴露，叛变阴谋日益明显。6月，武汉北伐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会师郑州时，冯玉祥要武汉中央领导到郑州出席会议，不少人对冯玉祥抱有幻想和希望，准备到郑州去。但是庆龄同志决然反对，义正词严地指出：武汉是中央所在地，冯玉祥仅是一个集团军司令，应该到武汉来开会，哪有中央领导到郑州移樽就教之理。此事虽已相隔五十多年，但她的铮铮铁言犹响在耳际。事实证明庆龄同志真知灼见，冯玉祥在郑州会议后，便和蒋介石合流了。
1927年7月汪精卫也背叛革命，庆龄同志和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领导人被迫出国。1927年11月在莫斯科，庆龄同志领衔和邓演达、陈友仁等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了一篇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在宣言中概述了革命三民主义的基本要旨，痛斥了南京、武汉伪中央背叛革命的罪行，明确提出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历史使命：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领导底下，团结、领导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得到最后的胜利——把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此时她还希望能够和左派领导一起共同努力，挽国民党既倒之狂澜。特到1931年12月19日，当宋庆龄同志得悉邓演达亦被蒋介石杀害的噩耗后，才深知国民党已停止了革命的气息，无法再挽救了。她义愤填膺，奋笔疾书，于20日在上海《申报》发表了著名的宋庆龄宣言，严正指出：“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促使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敌人，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深刻揭露蒋介石反动政府“残暴的大屠杀和恐怖迫使革命转入地下。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他们和一个又一个的军阀互相勾结，因而得以跃登党和政府中的高位。但是，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地百般拷打，以致于死。最近如坚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惨遭杀害，即其一例”；国民党“名誉扫地”，“受到全国的厌弃和痛恨”；进而揭露宁粤合流的实质，“由于日本公然侵入我东北，广州和南京，这两个集团由于国难当前和舆论的谴责，都不得不暂时停止公开的战争，而召开所谓‘和平统一会议’”，“假如所谓‘和平’与‘统一’进行顺利，从而各派都满足了它的贪欲，那末‘和平’不过是和平地分赃，‘统一’不过是对群众进行统一的掠夺而已。”并且坚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治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庆龄同志这种大义凛然的态度，赢得了革命者的无限崇敬。
庆龄同志对国民党右派深恶痛绝，而对于忠实于革命的同志则是满腔热情，深切关怀。据我所知，她对曾经共同斗争过的同志与朋友的邓演达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友谊。1941年11月，当邓演达殉难十周年之际，庆龄同志于11月28日在香港《华商报》上发表了《纪念邓演达》一文，满怀深情地指出邓演达同志是“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因其早置死生于度外，所以他才能那样坚定忠实，绝不妥协，曾未有片刻为物欲所动摇”；对于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是彻底地了解，而又努力的想将其实现”；在革命遇到挫折，革命同志“为黑暗所笼罩而陷于消沉，独有他的精神依然坚强勇毅，不为任何外力所屈，始终过着最朴素可为楷模的生活。无时或息的激励着集合着被挫折而纷散了的同志，以共同致力于国事”；最后号召国民革命的同志们“以实践总理留给我们未竟的事业”来纪念邓演达，“使我们的事业得到最后的胜利”。
1961年11月，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举行了邓演达烈士殉难三十周年纪念。身为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同志闻讯后和周总理一起参加大会，并亲笔题词“择生先生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坚贞不屈和殉难不苟的精神，是不朽的。”今年，农工民主党在中共中央的关怀下将举行邓演达烈士殉难五十周年纪念，并将出版邓演达文集。建国以来因庆龄同志身负重任，公务繁忙，我不愿干扰她的精力，因此没有专程去看望过，当然她对我仍是很诚恳真挚的，每次见面总是亲切和蔼地招呼问候。这一次为了纪念邓演达之事，迫不得已写信给她，请她为文集作序。我在去年10月3日给她写的信，她在10月7日就给我回信。她的记忆力非凡，在信中先叙述了五十多年前客居国外时学习、生活情况，说邓演达“非常认真学习，不游山玩水，专在德国图书馆看材料，研究经济、历史等，使人非常钦佩”。至于序言，她要我来执笔，她自己书写书名题签，并亲笔题词“邓演达同志艰苦卓绝，忠勇奋发，忠实革命，为他逝世五十周年，出版文集，以志纪念。”回想及此，感慨万端，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也是她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了。我们农工民主党的同志们深受鼓舞和教育，永志难忘，决心化悲痛为力量，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庆龄同志人格高尚，品德超群。她们兄弟姐妹虽同出身于一个买办资产阶级家庭，但所走的道路却截然不同。她深受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感召和熏陶，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气质，是一位出污泥而不染的伟大革命家。我深刻地感受到，她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革命原则，理智很强，绝不感情用事，在革命胜利时不骄傲自得，在革命失败时不悲观颓丧。她不仅是信仰革命的三民主义者的导师和同志，而且随着她的政治方向和政治主张的不断发展而持续地向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发展、前进。她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不论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建国以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她都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对妇女儿童福利事业也不遗余力。她的一生充分说明她不愧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一代楷模。
宋庆龄同志永垂不朽！
（原载1981年6月1日《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