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不幸逝世，噩耗传来，四海同悲。宋庆龄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在长达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她一贯热爱人民，相信人民，忠于人民。她早年追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致力于中国民主革命事业，是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从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来,她忠贞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可靠的朋友和同志。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她建立了光辉的业绩，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袖之一。她在发展各国人民友好、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是国际知名的活动家,受到中外各方人士的爱戴和尊敬。宋庆龄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也是各国进步人民的共同损失。
　　我同宋庆龄同志相识，可以追溯到五十多年前。那是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同志离开广州，抱病北上，于12月4日抵达天津。中山先生在津期间，我曾从北京赶去见他，他委派我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前去陕西，宣传他召开国民会议以和平解决南北统一问题的政治主张。在陕西奔波了两个月之后，我于1925年2月下旬回到北京，那是孙中山先生早已到京，病情转剧，卧床不起。2月底，我随同岳父于右任先生，前往铁狮子胡同五号中山先生行馆探视，同时见到了宋庆龄同志。于先生向中山先生表示了慰问，并祝愿他为国珍重，早日康复；我简单地向他汇报了陕西之行。中山先生躺在病榻上，听完了我的汇报，略为点了点头，以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和平……统一……”宋庆龄同志在旁护理，体贴入微，脸上流露出不胜焦虑的神色，心情十分沉重，她不但为中山先生的病担忧，更为国事担忧。我们坐不多时，便向中山先生告别。宋庆龄同志送我们到房门口，含着热泪同我们握手。过了不到两星期，中山先生就与世长辞了。那次是我同中山先生的最后会见；同宋庆龄同志的见面，却是第一次。虽系初次会见，但也不难看出她是一位非凡的女性。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我被选为中央委员。大会之后，经过东征，统一了广东，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各方面革命人士相率来归。在这一大好形势下，1926年国民革命军兴师北伐，很快地底定了江南的广大地区。在革命旗帜漫卷沪宁的时候，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却背弃了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挥动屠刀。继上海“四·一二”事变之后，武汉也发生了“七·一五”事变，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形成了反动的宁汉合流。国共两党团结合作的政治局面破裂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全中国，就在这个黑云压城的时候，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中一批左派委员，联合中央委员中一批共产党人，发表了有名的《中央委员宣言》。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等“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严正声明“自今以后，唯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宣言并提出了七项政治主张，旗帜鲜明地提出继续反帝与解决土地问题，号召“积极预备实力，以扫除蒋、冯、唐等新式军阀与国内一切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封建社会之势力”。在宣言上署名的共22位委员，领衔的就是宋庆龄同志；我有幸得附骥尾，能和宋庆龄同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我是引以为荣的。
　　
    22位委员的名单如下：
　　孙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彭泽民、林祖涵、吴玉章、于树德、恽代英、恩克巴图、杨匏安、柳亚子、高语罕、谢晋、白云梯、毛泽东、董用威、江浩、韩麟符、夏曦、许苏魂、邓颍超、屈武

　　这个宣言于八一起义的同一天在南昌发表；在上面署名的有九位是国民党左派，有13位是交叉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它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文件，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
　　在那种艰险的政治环境中，革命队伍也经历了重大的改组和分化，有些在革命高潮时期混进来的投机分子和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叛变的叛变，投降的投降，退隐的退隐。而宋庆龄同志却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迎着反革命逆流挺身而出，领衔22位中委，伸张正气，声讨叛逆，受到全国革命群众的一致赞扬。更其难能可贵的是，宋庆龄同志本着宣言的精神，数十年如一日，奋斗到最后一息，从未易志改节。古语说：“疾风知劲草，烈火练真金”，这就是宋庆龄同志的最好写照。
　　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同志为了实现孙中山生前访问苏联的未遂愿望，为了表达绝不与发动派同流合污，毅然决然与邓演达、陈友仁出国到莫斯科。她于赴莫斯科前在上海发表的声明中表示：“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她认为“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
    1927年8月下旬，宋庆龄同志抵达莫斯科。那时，我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我们获悉孙夫人来了，都兴高采烈，欢欣鼓舞，怀着崇敬的心情，赶到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同莫斯科各工厂代表、中国侨民代表一起，热烈欢迎宋庆龄同志的到来。当她乘坐的列车徐徐进站时，我们向她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她微笑着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我个人还到她的寓所拜会了她，在交谈中，宋庆龄同志对国内时局异常悲愤，但对革命前途并没有灰心失望。 
　　宋庆龄同志在旅苏期间，还应邀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发表讲演。她勉励我们这些在以孙中山命名的学府里攻读革命理论的中国学生，要永远牢记中山先生的遗训，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在谈到国内政局时，她历数蒋介石的叛变罪行，并坚决表示要为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奋斗到底。宋庆龄同志的演说，赢得了听众的热烈掌声；但却有些激烈分子，批评孙中山的主张不够彻底。宋庆龄同志当场予以驳斥，并嘲讽他们患了左倾幼稚病。我当时就感到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不愧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继承者和勇敢捍卫者。 
　　后来，宋庆龄同志离莫斯科他往，我也没有料到自己在苏联竟一呆十二个春秋，从此云山阻隔，天各一方，再没有机会一见宋庆龄同志。
　　经过十来年的风风雨雨，人事沧桑。1938年，我从苏联回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同志也从香港来到重庆。在我岳父于右任家中，又复与宋庆龄同志相遇。她当时既为实现了全民族的对日抗战而感到欣慰，又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共暗流而心存隐忧。一片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她的远见卓识，令人钦佩。
　　全国解放以后，接触宋庆龄同志的机会比较多，尤其是在我充任对外文委副主任期间，多次陪同外宾到上海她的寓所去访问。宋庆龄同志以其睿智的见解，诚挚的态度，优雅的谈吐，给外国朋友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为我国人民广交了朋友，也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声望。公务之外，有时也谈及往事，追怀故人，她深以我的老长亲于右任先生，解放前夕本想留在大陆，却终于被迫去到台湾而表示十分惋惜，这使我深受感动。 
　　宋庆龄同志的嘉言懿行，不是我这篇拙劣的文字所能尽其万一。她的操守，坚同金石；她的气节，洁如冰雪。她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进而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毕生追求真理的人的光荣的归宿。我对于宋庆龄同志，是极其崇敬的，由于多年的交往，我亲身体验到她的确是一位态度和蔼、意志坚强、柔中有刚、怀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伟大革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她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战斗了一生。她是中华民族的的一代杰出女性，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和骄傲。她的一生的革命业绩，将在我国近、现代史上焕发异彩。她的高风亮节、崇高品德和模范行为，永远是我国各族人民学习和效法的榜样，子孙后代汲取智慧和力量的源泉。中国评论历史人物有句老话:“流芳千古”，宋庆龄同志可谓当之无愧。
    最后，当我们举国痛悼宋庆龄同志逝世之际，我也要向台湾国民党当局讲几句话。你们自称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侈谈什“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在宋庆龄同志的高大形象面前，你们是否有愧于心呢？你们的所作所为，有哪一点符合中山先生的遗教呢？“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希望你们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学习宋庆龄同志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走和平统一祖国的道路，不要做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原载1981年6月4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