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三十）

一

    说到那幅在清朝末年引起广泛影响的《时局图》，不能不让人想起谢缵泰，也不能不让人想起孙中山创建的早期革命团体兴中会。
    不管具体情景怎样，《时局图》的出现都与谢缵泰有着直接关系，而且在唤醒国人、警示国人的启蒙教育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1895年，抱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共同志向，杨衢云、谢缵泰等辅仁文社成员和孙中山走到了一起。
    1894年10月初，孙中山利用郑观应替他设法搞到的护照抵达檀香山。“为纠合海外华侨，收取臂助”，经过一个多月的动员、组织、筹备，11月24日，兴中会在火奴鲁鲁美商卑沙银行华人经理何宽的家里召开成立大会。何宽、刘祥、李昌等二十余人出席，孙中山为会议主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选举刘祥、何宽为兴中会正、副主席，所有兴中会会员都填写了《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并且宣誓：“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
    这份“盟书”不仅提出要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而且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的目标，从而使兴中会区别于一般反清复汉的会党，进步为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同时，它也明确宣示了孙中山已经由一个改良主义者，演变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1895年1月，孙中山经日本回到香港，联络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杨鹤龄、区凤墀等旧日师友，拟扩大兴中会组织。也就是在此期间，具有强烈反清思想，在香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辅仁文社领导人杨衢云、谢缵泰等与孙中山实现了大联合。
    在孙中山鼓动说服下，杨衢云做出积极响应，两人很快联手组建了香港兴中会。2月18日，他们在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设立兴中会总机关，为了掩人耳目，还在外面挂了一块“乾亨行”的招牌。21日，香港兴中会在此正式成立，沿袭檀香山兴中会的盟誓程序，与会者向天宣誓入会，其中除了孙中山的旧友故交之外，还有杨衢云、谢缵泰等原辅仁文社成员。会议推举黄咏商为香港兴中会临时负责人。黄咏商，孙中山的同乡，也是香山人，世居澳门，其父黄胜为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的好友。
    兴中会成立不久便召开干部会议，策划广州起义。如果说檀香山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孙中山由改良转向革命，那么香港兴中会的成立则开始了他以武装暴动作为革命手段的第一次尝试。
    经过大家反复讨论，孙中山、杨衢云等人将起义时间定在当年10月26日，旧历九月初九。大家一致认为，广东地区素有重阳节扫墓的风俗，人员流动大，便于各路起义人员混入广州城内。在时间确定后，他们还就起义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分工：孙中山、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等人负责在广州活动，设立以“农学会”为掩护的起义据点，联络会党、策反清军；杨衢云、黄咏商等人在香港负责后方支援，包括筹款、购运军械、招募壮士；谢缵泰负责联系香港《德臣西报》、《士蔑西报》，争取这两家英文报纸的舆论支持。另外，陆皓东还设计了青天白日旗作为义军军旗，其图案后来被作为国民党党旗、党徽，以及中华民国国旗普遍采用。
    经过半年的秘密宣传发动，兴中会的力量迅速壮大，社会进步人士、会党，以及驻广东各地的部分清军纷纷加盟，愿意共襄义举，孙中山、郑士良等人先后设立地下机关数十处。与此同时，负责香港方面相关事务的杨衢云等人也进展顺利，组织起了一支数百人的队伍，购进了大量枪支弹药。何启、谢缵泰也在《德臣西报》、《士蔑西报》上发表了系列文章，以示声援。
    可是，就在距离计划武装举事的日子只剩下半个月的时候，兴中会内部却发生了一次领导权危机。
    香港兴中会自成立以后，一直未按照章程规定选出它的领导人——总办，而作为临时负责人的黄咏商这时又因故辞职，于是，由谁担任总办统一领导广州起义便成了当前必须明确解决的问题。

来源：中山日报 2009-06-23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