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党章的说明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①
                                          (一九二O年十一月四日)
    本部章程是在日本东京定的。当时才经讨袁失败，大家灰心，以为革命党势力已尽，一时再难振兴了。但是我觉得事业虽然失败，一般同志依然存在，尽可再接再厉。我很怕大家冷淡下去，就要涣散了，所以我急急设法团结起来，发起这中华革命党。不过那时候都在海外亡命，和在内地办党的情形不同，所以当时章程只举着海外情形来定的。现在我们既已能够在国内立脚，打算在国内进行党务，那章程自然有多少要修改的地方。
    我们要把国事和党事分开采办。国事无论怎么样，这总是要办的。我们要晓得党是什么一件东西?这党的目的是要怎样的?我们造一个党，是因为要把我们的主义和目的贯彻到底。当初创造同盟会，我也就抱着三民主义。不过当时同志鼓吹革命，全凭着一腔热血，未曾计画革命成功以后怎样的继续进行，怎样的完全达到我们的目的和主义。所以武昌起义成功以后，同盟会的同志就不能再往前做去，以致失败。武昌革命成功的快，原来也是出人意外的。一般同志都匆卒跑到政界去了，所以这革命的进行就未免半途而废。距武昌革命不到三个月，我到上海，就听得一种舆论，那舆论也就是革命党同附和革命党的人发出来的，说是“革命起，革命党消”。我当时听了很觉奇怪，怎么革命党[军]起，革命党就要消呢?实在不懂他们所说的意义。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失败就在这个地方。那时革命党既没有继续下去，到后来统一告成，便有许多的党纷纷起来争握政权；只有革命党迟之又久，才改做了政党。然因一时拼命去罗致人才，以致内部十分复杂，中坚人物又冷了心，原来的革命党都退缩出来，所以结果就大大的失败了。后来我鉴于这个失败，所以就另行组织中    华革命党，以便实行我们所抱负的主义。
    ①  中国国民党于一九一九年十月成立时曾公布《中国国民党规约》，但未有章程。此次制定《中国国民党总章》，系根据一九一四年所订《中华革命党总章》修改而成，孙中山为此作出说明。^
    中华革命党有几个条件，当时老同盟会中人觉得不好，很有许多反对的，卒之至于分道扬镳，不肯加入。其实他们很不了解，因为党与国原有不同之处，最要分得清楚。党所重的是有一定的主义；为要行一定的主义，就不能不重在人。本来旧国家的政治也是重人，现代新国家乃重在法。但法从何来?须要我们人去造成他。所以党的作用，也就不能不重人。党本来是人治，不是法治。我们要造法治国家，只靠我们同党人的心理。党之能够团结发达，必要有二个作用，一是感情作用，二是主义作用。至于法治作用，其效力甚小。明白这个道理，方知道我要设置那些条件的道理。譬如我有一个要服从我革命的信条，大家觉得不对。其实我要求这个条件也有理由，请一考究第二次失败的病根，那就明白了。本来第二次革命的时候，我们这方面较袁氏地大力充，财足兵多，何以竟至失败?这个缘故，就是袁氏统一，民党不统一。要救这个弊病，自然只有也用统一的法子，所以我就要要求这一个服从的信条。但当时同志多不赞成，后来过了五六年之经验，乃知这办法很对的。
    还有我党的三民主义，当初同盟会还只明白民族主义，拚命去做；至于民权、民生两主义不很透彻，其实民族主义也还没有做完。至于我主张的五权宪法，那时不懂的更多。原来美国的三权宪法，乃是模仿英国的。当初英国没有政党，政治习惯上好像三权分立，美国模仿，乃规定在宪法上，分晰清楚。英国也有人主张分为四权的，但我觉得非分为五权不可。我所说的五权也非我杜撰的，就是将三权再分出弹劾及考试两权。所谓三权者，就是将君权之行政、立法、裁判独立起来。但中国自唐宋以来，便有脱出君权而独立之两权，即弹劾、考试是也。现在我们主张五权，本来即是现时所说的三权，不过三权是把考试权附在行政部份、弹劾权附在立法部份。我们现将外国的规制和中国本有的规制融和起来，较为周备。外国无考试，只有英国有文官考试。英国明白说过，考试是取法中国，足见这考试制是最好为[的]。一九O四年，我和王宠惠在纽约曾谈到五权宪法，他自赞成。后来他到耶耳大学①专攻法律，反疑惑起来，说：“这五权分立，各国的法律都没有这样办法，恐怕不行。”这也奇怪，中国固有的法制，他倒抛荒了。他起初很赞成，后来学了法律反不赞成，足见他的思想为一方面所锢蔽。能融通了悟的，实在难得。现在已经十余年了，还是没有什么人懂得。但我们如果实行起来，后来必博法律家大大的赞成。譬如英国的政治，到了孟德斯鸠出来，才赞成他。所以我的主张，必定要做到五权宪法。否则，无论如何总要革命。这就是我党一定的目的。
    ①  耶耳大学(Yale University)，今译耶鲁大学。^
    民族主义，当初用以破坏满洲专制。这主义也不是新潮流才有的。向来我们要扩充起来，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族，成个中华民族。若单是做到推倒满族的专制，还是未曾完成。至于民权，现在也未做到。即使单单做到民权，不实行民生主义，也就不能使人民享受福利。像美洲等国可谓民权发达，怎么还有革命的事发生呢?只为人民的生活太难，贫富的阶级相去太远，那社会革命的事自然就免不了。所以中国纵使做到美国民权发达的地步，也还是要革命的。不过像中国现在的情状，旧潮流还没有弄清，那新潮流更是无人注意。我们最好是把他来一次解决，以免祸乱叠生。有人说：“各国百年前只是民权革命，直到现在乃有社会革命，我们也要分开步骤才好。”不知他们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状况，到了现在经济发达，资本制的流毒已经弥满世界，中国也感受这种恶潮。请看上海，房租日高，地价奇贵，工钱稍稍加点，贫民生活反不如从前的容易。据此看来，这恶潮不是已经到了吗?怎么还可把百年前外国的状况来比呢?所以我们的三民主义应该一贯做去，扫除一切不平的事。如民族主义，即是扫除种族之不平；民权主义，即是扫除政治之不平；民生，即是扫除社会之不平。这种种的不平既然都在眼前，所以我们就要同时解决，免得枝枝节节，而且不如是，就永远不能适应世界的潮流了。所以我党就要以三民主义为宗旨、五权宪法为目的，合拢这两样来做革命。
    我们有个最好的同志，就是朱执信。他的学问是很好的，对于革命事业又非常热心。他尝问我：“革命何以要服从个人?”我说：“这容易解释，就是服从我的主义便了。譬如道统，也是把个人来做代表的，如说孔子之道；又如宗教亦然，如说耶稣教、佛教之类。学说也是这样，如进化学叫做达尔文学说；我中国讲良知的，也叫做阳明学。又如一种政策，也可以个人代表，如孟禄主义①即是代表防备欧洲政策的。以上都是以个人来代表的。我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也可以叫做孙文革命。所以服从我，就是服从我所主张的革命；服从我的革命，自然应该服从我。”本来民国不是三民主义行不过去，只因推倒帝制以后，革命党就已消灭，没有人切实去做。所以我趁着亡命之后，把这些同志约束起来。当时许多的人反对我把个人做主义去办党，不知党本是人治，不像国家的法治。这话前头已经说过了。综而言之，党用人治的长处很多，人治力量乃大。
    我们革命失败，全是日本捣鬼：起初助袁世凯以摧残民党，后来经民党多方运动，不助袁氏，乃又偏偏要抬出岑春煊来扶植官僚势力。无奈讨袁之后，我们党已解散，没有势力去抵抗他。现在我们又渐渐恢复了。我们就赶紧在国内扩张起来，实行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现在为便利起见，把从前的章程，大家来参酌修改。
我还将民族主义发挥一遍。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即如我们所住的租界，外国人就要把治外法权来压制中国人，这还是前清造的恶因。现在清室虽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所以我们还要积极的抵制。我看暹罗在国际上比中国地位还高，所以我们定要积极的将我四万万民族地位抬高起来，发扬光大。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狠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如美国，本是欧洲许多民族合起来的，现在却只成下正了刁美国一个民族，为世界上最有光荣的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现在实还没有做到，所以我们还是三民主义缺一不可。这是确定不能改易的。所有章程，大家可以商量修改。

    据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通信》第六十期，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发行(无标题)
    ①  孟禄主义（Monroe Doctrine），今译门罗主义。一八二三年十二月美国总统门罗（James Monroe）发表关于欧洲国家不得干涉西半球事务的宣言，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被称为“门罗主义”。